在我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往往会产生流动性不足、资不抵债甚至陷入危机或者破产倒闭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再贴现措施将会发挥最后贷款人功能。在实施时，应当保证再贴现预期年化利率高于同业拆借预期年化利率，在援助对象上确保受援者是在无法获取其他融资渠道(譬如在同业拆借市场)时获得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救助，避免商业银行获取再贴现资金后转贷至同业拆借市场赚取利差，防止其产生对人民银行的依赖。

三是规范公开市场业务。

这是最后贷款人向统注入流动性、调节商业银行流动性水平的媒介，是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制度的变形形式。从来看，公开市场操作业务使用越来越频繁，业务越来越活跃。

为适应不同的情况还可以中央银行担保、承诺等方式发挥最后贷款人职能。在出现系统性危机时，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通常试图向公众保证，它将会采取坚决的措施，并且会限制任何金融动荡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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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贷款与融资租赁的区别

中国是个金融管制国家，改革开放以前，只有一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它既行使银行的功能，又行使政府的职能。当时银行和企业的关系虽然有服务的成分，但总的来说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都是由国家按计划调拨。97年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银行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成为外汇专业银行，但仍然行使政府职能。83年银行体制改革，中国人民银行改为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成为政府的管理机构。其银行业务分离出来成立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的银行开始商业化运作，政府的职能被分离出去。既然是商业性质的银行，有存款就有贷款。中国的企业开始偿到贷款的滋味，尽管这种贷款需在计划范围内。随着改革的深入，原来政府对企业的投资方式也从“拨款”改为“贷款”，并要企业树立“负债经营”的概念。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从靠政府进入靠贷款的阶段。企业的概念也从“国营”企业转变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并存的大企业概念。

按照金融管理规定，企业之间是不允许贷款的。除了中国银行外，其他的银行都不可以经营外汇业务，企业更不允许从境外直接贷款。对于一些大型企业的特定项目经过严格审批，也许会获得某个专项贷款，但手续非常复杂。融资租赁的特点是：当企业需要贷款投资购买设备时，租赁公司提供资金帮助企业购买设备，企业分期偿还购买设备的资金加上相应的利息（租金），当租金全部还清后，企业以很少的名义价格（10元人民币）购买租赁物件的所有权。它将融资和贸易结合起来，用融物的手段达到融资的目的。尽管不叫“贷款”，但从资金运作上和贷款没有区别，在项目的审查中也是按照“固定资产贷款”的标准审查。当时融资租赁公司是按照普通企业管理的，从企业间不能贷款的规定中，融资租赁是唯一可以打破这一戒律的融资方式。一个企业可以向另一个企业收取利息，资金在企业间也具有时间属性。

都说日本人精明，他们的金融界最早看中了中国的融资租赁市场，参与了大部分中外合资的租赁公司，中国的大批人员到日本学习融资租赁业务，为此中国的现代租赁留下深刻的日本烙印。日本愿意参股中国的租赁公司其本意就是想通过租赁公司尽快地进入中国的金融领域，他们自认为比其他国家更先占领了中国的金融前沿阵地，一旦中国开放金融，他们是第一个最大的获益者。再有就是当时日本经济发展强盛，许多资金没有出路。用融资租赁的方式日本可以直接向中国企业提供贷款，企业只要能得到进口许可就可以融资租赁的方式从国外引进设备。尽管这种贷款方式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总算打开一条通路。而当时大部分中国人还对“金融”还一无所知，融资本身就是一个难懂的名词。

所谓的“日本烙印”就是我们把融资租赁看的过于简单，过于注重它的融资功能，忽略了它的资产管理功能。尽管行业对外不承认，但是实际上都认为融资租赁就是变相贷款。企业通过融资租赁就可以获取外汇贷款，这就是“利用外资”。在介绍租赁的好处时，有一条优势就是可以摆脱政策的限制。另一个影响就是租赁项目审批时的“领导一支笔”，既项目的取舍由总经理决定，缺乏民主决策。第三就是租赁公司可以多种经营，租赁公司除了开展租赁业务外，还可以直接涉及与租赁无关的投资业务。这些“烙印”影响了中国的租赁业，也打击了日本的租赁业。日本最大的租赁公司--日本租赁公司就是因为脱离主业，经营风险性非常大的房地产业务导致公司破产的。日本东方租赁公司一直坚持租赁为主业，顶住了金融风暴的冲击，发展成为日本最大的租赁公司。

融资租赁就是变相贷款的概念一直影响中国的租赁业，至今也没有摆脱他们的影响。比如：在开展租赁业务时，强调必须有担保，否则就不能租赁。当时企业是国家的企业，人是国家的人担保的任务自然落在政府担保上，因此当时的项目绝大多数都是由政府（经委、计委）提供的担保。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的金融机构可能非常高兴，给企业贷款却得到国家信用保障，业务开展的非常轻松。对项目的审查也是按照贷款程序进行审核。然而，因为国营企业的经济数据是国家“机密”，这种审核又能有多大的作用？甚至还有一些人说项目审查是：日本借经济活动刺探中国的经济情报，因此日本人管理的的租赁公司在项目审查上不可能全面和彻底。租赁合同签定后，也像贷款那样对租赁物件根本不关心，对偿还租金也不关心，因为有“政府担保”。此时有人提出政体改革应实现政体分开，这种“资本主义”苗头在当时还没有市场。给企业贷款就如同给政府贷款。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从租赁的角度上看就知道，“计划经济”没计划。当时如果从国外进口设备需要资金落实才能批准。租赁公司可以承诺解决资金问题，贷款的审批实际上就是进口审批，而进口审批因租赁公司的承诺变的简单，因此重复进口的现象到处可见，其中租赁在这里其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为当时用融资租赁方式“贷款”只需要办理“进口”审批，所以租赁公司成立的审批理应由外贸部审批。但是由于租赁公司可以变相贷款，因此各部委就积极审批，建立自己的部属公司。国内一些专业租赁公司如外贸租赁、电子租赁、有色租赁、包装租赁等公司也就在这个环境下，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尽管如此中国的租赁业在当时并没有发展起来，主要原因是当时的体制所决定。那时的产业结构还是以“国营”企业为主体，企业的投资需要政府批准，并给予拨款。从外部贷款“负债”经营对当时的企业来说还是“天方夜谈”。企业习惯于“只求拥有”，用“别人”的设备总是不太放心。不管是贷款也好，租赁也罢还是敬而远之。人们投资欲望更多地是等待政府拨款，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企业“吃拨”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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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标准是什么

随着绿色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保意识的加强，“环境风险”逐渐进入商业银行的视野，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因素。绿色信贷在我国是一个新兴的理念，是伴随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浪潮顺势而生，也是银行应对环境风险、提升国际竞争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大举措。排除绿色信贷推行过程中的障碍和构建商业绿色信贷机制等问题对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协调、持续、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绿色信贷概念界定

随着履行社会责任意识的增强，我国商业银行开始认识到环境和社会风险问题对自身信贷资产安全和银行声誉的重要性，通过信贷杠杆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已成为各界的共识2007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提出以绿色信贷机制为主要措施来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这一举措标志着绿色信贷政策的创立与推行。绿色信贷源于国际上公认的赤道原则，指的是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依据国家的环境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对研发生产治污设施，从事生态保护与建设，开发利用新能源，进行循环经济生产、绿色制造和生态农业的企业或机构提供贷款扶持并实施优惠性的低预期年化利率，而对污染生产和污染企业的新建项目投资贷款和流动资金进行贷款额度限制并实施惩罚性高预期年化利率的政策手段。目的是引导资金和贷款流入促进国家环保事业的企业和机构，并从破坏、污染环境的企业和项目中适当抽离，从而实现资金的“绿色配置”。

二、绿色信贷政策实施状况

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进行借贷业务管理的时候，可以查看客户的企业环保信息，并将环境审查作为评级和授信的重要依据。企业环评信息将被纳入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用以加强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控制，为确保信贷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且各大商业银行已经较好的意识到了环境蕴含的机遇和风险，以及银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例如，上海银行、招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已加入联合国环境署金融计划项目（UNEP FI）；兴业银行因在能效融资产品开发和推广方面的优秀表现，荣获英国《金融时报》和国际金融公司联合举办的2007年度可持续银行奖评选活动中“年度可持续发展交易奖”，成为首次获此殊荣的中国商业银行。然而，也必须看到，尽管有关政府部门初步制定了绿色信贷的实施指导意见，但我国银行业在实施绿色信贷方面仍有待于更新知识、积累经验。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的环境恶化与个别地方政府官员没有环保意识、法规执行不力、缺乏公众透明度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如何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推广绿色信贷，推动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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